李修林｜19支当20支卖，小烟摊的“一招鲜”（上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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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支当20支卖，小烟摊的“一招鲜”（上）

李修林

当年摆烟摊时，七墩忽发奇想，出怪招将19支烟当20支卖，本意是占小便宜，哪想到歪打正着，反倒养成了薄利多销的习惯。这不经意的“一招鲜”，让他生意爆好，20多年赚了一百多万。 

七墩本名钟旭明，又黑又矮又丑，一脸沧桑，沟壑纵横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七八岁，就像一个小老头子。又成天哭丧着脸，阴沉，阴郁，不苟言笑，苦大仇深。因为这个模样，加上又排行老七，大伙便给他取了个“七墩”的绰号。 

我和七墩是同学，一度还曾是邻居，但当年除了去他烟摊买过烟外，没有任何交集。直到退休后，多次同学聚会，交流才多起来，他只言片语透露出很多精彩，很多无奈，我才对他刮目相看，又约他摆谈。 

大雪已过，天气转冷，手脚有些冰凉。在光大街一个叫“欧典”的茶坊里，我们选了一个靠边的位置，边叫茶边落座，上午9点不到，茶客稀少。上茶后，我才细细打量他，已经歇业6年，脸色白多了，线条也显柔和，还喜欢说笑，看上去心情很好。 

闲聊了几句，我便进入正题，请他说说摆烟摊20多年来发生的故事。他咳嗽了一声，像是问我又像是自言自语，“从哪里说起？”我回答，“想到哪说到哪。” 

七墩便开始说话......

1

1992年7月的一个深夜，我正准备收摊时，一辆黑色小车“咕”的一声，停在离我烟摊5米开外的马路边上。年轻司机摇下窗玻璃，大呼小叫，“拿两条阿诗玛！” 

我喜出望外，收摊生意！还是大生意！生意人图吉利，讲究个开张生意和收摊生意啥的。开张生意好，意味着整天生意都好，收摊生意好，那就第二天生意也好。 

我忙拿出两条阿诗玛，屁颠屁颠地跑过去递给司机，司机往后座一指，我就把烟递给后座。后座也是个年轻人，他左手拿烟，右手假装摸钱。哪知司机突然一踩油门，小车一溜烟跑了。 

我回过神来，一边大喊，“烟烟烟！钱钱钱！”一边奋力追赶，可小车往新桥方向疾速冲去，一转眼就不见了踪影。昏暗的路灯下，街头空无一人，只剩下小车尾部喷出的浓烟四处弥漫，又很快烟消云散，一股浓烈的汽油味直刺鼻子。 

“你们妈卖?！我日你先人！”我顿足捶胸，双手乱舞，大骂不止，旋即才想起烟摊没锁，才赶忙跑回去。要是烟摊又被偷了，岂不两头蚀财，倒楣透顶？

2

还好，烟摊好好的，1千多元营业款也在，我稍稍安心，但还是心里窝火无处发泄，就骂骂咧咧的狠狠踢了烟柜两脚。烟柜杂木做的，很结实，毫发未伤，倒是自已的脚踢痛了。 

“哎哟！”我一面揉脚一面骂娘，“妈的，两条阿诗玛，进价都要160块，老子今天赚的钱全部搭进去了都还不够，亏大了！妈的个**，哪天逮住你，要掰断你娃的手指！” 

可在哪里去逮？事发突然，又在深夜昏暗的路灯下，没看清车牌号，只记得两个人都很年轻，人模狗样的都穿着白衬衫，可没记住长啥模样。唉，算啦，只好自认倒霉，蚀财免灾了。 

但我还是无法原谅自己，明明一整天都右眼跳得厉害，却没引起重视。想到这里，我就打了自己两耳光，伏在烟柜上“哇哇”地哭了，汗水和泪水搅合在一起，烟柜上一片水渍。 

其实，我并不是一个脆弱的男人，32年来，我人生一塌糊涂，凄凄惶惶，挫折经历得太多了，早就变得很坚强。卖烟两年多来，我收到过若干次百元假钞，还被偷了1千多元，我连眼睛都没红一下。 

这次被骗100多元就哭，首先是不能原谅自己，太他妈的大意，对一次二次右眼频跳的友情提示充耳不闻。其次恨这两个骗子！开得起小车，也算先富起来的人，犯得着做这种事？最后是因为夜深人静，没人看见，一个总是失败的男人找机会偶尔哭一哭，借题发挥，发泄发泄，心里倒会好受些。

3

被偷了1千多元也是发生在一个深夜，记得那是我摆烟摊的第二年。我是1990年开始摆烟摊的，那时，摆地摊的门坎很低，做个烟柜，办个执照，买二三十条烟就可以开业。 

我和老婆建妹走了很多地方，看了很多地点，费了很多心思，最后才选择一个绝佳的位置:在光大街三叉路口上，交通要道，周围又有几个工厂，人流量，车流量很大，理论上讲应该生意好。 

卖了一年，尽管一天不挪，天天深夜收摊，可生意并不算好，勉强可以维持一家3口人的生计。那时，国营企业老盐厂正在改制，工人大批下岗，摆烟摊的越来越多了，几乎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竞争十分激烈。 

我就和建妹商量，增加经营项目，买个冰柜，添个饮料柜，主营香烟，兼营冰糕，饮料，等等。又在离烟摊附近的电机厂里面，花50元租了一间小屋当库房，方便深夜存放这几个柜子。此后，生意才稍稍好些。 

俗话说，左眼跳财，右眼跳崖。那天，我右眼老是跳个不停，前前后后跳了20多次，不过我都没有在意，认为是受了热，眼屎多了作怪而已。

平时深夜收摊的时候，我都是按照先推烟柜，后推冰柜，最后推饮料柜的标准流程作业，“咕咕咕咕”地将三只柜子一一推进电机厂的那间小库房后，才结束一天的生意。可那天脑壳卡了，或者说撞了鬼，竟然先推冰柜入库。 

当我耗时3分钟推完冰柜转来的时候，才想起该先推烟柜。于是，骂了自己一句，就去推烟柜，那知磕磕拌拌的，推起很不顺当。我一看，烟柜的门是敞着的，正一开一合地前后碰撞，锁也被撬了。 

我赶忙蹲下去找钱口袋，可哪里还在？我脑壳“嗡”的一声，头都大了！“妈呀，那可是1千多元呀！”我整个人都瘫软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半天爬不起来。

4

我知道被贼娃子盯上了，恐怕还被盯了很久。这个贼娃子像一个很有耐心的猎人，一直躲在暗处窥视，等待机会。先推冰柜，就给了他机会:蹲在某个黑暗角落的贼娃子立即扑上去，撬锁开柜，拿钱口袋走人。前前后后不到两分钟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很像谍战片的某个场景。 

损失了1千多元巨款，虽然很心疼，但不是特别伤心，更没有哭的意思。我晓得光大街下岗的人很多，吸粉的人很多，街头混混很多，被偷是迟早的事，不被偷倒是不正常的。就让他偷去吧，好在不是抢，没伤人。只是自己日后要多加小心，多加防范。 

我恨这个贼娃子，但相比之下，我更恨开着小车变相抢我两条阿诗玛的那两个骗子，他们为富不仁！可恶至极！俗话说，饥寒起盗心，他们既不饥，又不寒，完全是贪婪！看来，先富起来的人都是坑蒙拐骗之徒！我他妈太老实，建妹也太愚昧，靠卖老实屁股找得到啥子钱啰？

5

我在烟柜上哭了几声，近似干嚎，就抹了抺脸，一看表都深夜两点过了，但我还不想收摊，还想干点啥子事。我愣了愣，终于下定了决心，一拳捶在烟柜上，站起来飞快地往电机厂门卫室跑去，敲开门后立马打电话给薛三，叫他马上送一条那种红梅烟过来，然后又飞快地跑回烟摊。 

红梅烟很好销，用现在的话说叫“爆款”，只是利润低，卖1包才赚几分钱。好卖的烟盗版就多，“那种红梅烟”就是盗版，进价两角钱1包，卖4角。火车站的烟饭子薛三硬劝我卖这个烟，说利润高，对半赚。 

薛三跟我说过很多次，还手把手教如何我卖假烟，“假烟真烟掺杂卖，见人打麻糖，不卖熟人，卖过路客，一般不会出问题。”我也动过心，可建妹死活不同意。现在，管她同不同意我都要卖！ 

我想抽完1支烟，薛三就该到了，他骑两轮很快，就往兜里掏烟，才想起今天两包向阳花都抽完了。向阳花1角钱1包，是最便宜的香烟。我就想在烟柜里再拿1包，却又舍不得，还担心建妹骂人。建妹规定每天只能抽两包，既是节约，又是担心我的身体。她的话我必须听。 

我就拿出1包红梅，放在手里轻轻摩挲，又凑近眼睛细瞧，如此热销，到底啥子味道，好想尝尝。心想抽出一支，然后封转去，买烟的也发现不了。 

我就小心翼翼地撕开封条，抽出一支，然后往封条上抹了点胶水，又封转去，再抖动了几下，让19支烟在烟盒里挪动位置，保持均匀，看上去与20支装的无异。 

最后，点燃红梅，狠狠地吸了一大口，把烟雾全部吸入肺里，并憋了一会，才徐徐地吐出来。啊，真香啊！口感超好！ 

“不倒楣，抽红梅！”但愿如此呀！

6

我家在光大街大来井的平房群里，低矮，破旧，歪歪扭扭，摇摇欲坠。表面看上去很宽大，可一旦被都已经成家的7姊妹加上父母平均下来就很小了，8家人每家只有8个平方。20多个人挤挤挨挨地蜗居在这个不到90平的破房子里，勉强可以遮风挡雨。 

当我拿着薛三送来的那条红梅回到家里时，已经凌晨3点钟了。娃儿熟睡多时，一张小脸红扑扑的，建妹还没睡，背对着门正在洗衣服。 

自卖烟以来，不管我多晚回家，建妹都会等我，不是洗衣服，就是记帐，要不收拾东西，总是摸摸索索地忙来忙去。尽管家里都是一些不管钱的物品，但一一归类，摆放有序，看上去井井有条，很是整洁，温馨。 

去年被偷了1千多元，金额太大，我没法瞒她，可这两条烟我真不忍心告诉她真相，反倒还说，“今天生意好，收摊生意都卖了两条阿诗玛。” 

“那今天卖了千多元哟？”建妹边搓衣边扭头问。“是啊，不过没拿到钱，朋友赊的，下个月付帐”。我苦笑一声，一个月时间，我东挪西挪肯定能将160元亏空搞定！ 

建妹叫张建英，是舒平镇柏杨村的人，比我小6岁。我们本来八杆子打不着，但我30岁了在城里还找不到对象。我妈急了，就拚命托亲戚向农村提亲。 

我想我唯一吸引她的是我的城市户籍，当年，农村人能够嫁给城市人还是很有面子的。我们个子差不多高，两个矮子你不嫌弃我，我不嫌弃你，很快走到了一起，谈婚论嫁，生儿育女。

7

“哟！你拿红梅烟回家干啥子？”建妹衣服搓完了，正要端起盆子去清洗，一眼看见这条红梅，就瞪大眼睛警惕地发问。 

我本来是想悄悄地卖假烟，但我们是分工合作，她卖早晨，上午，我卖下午，晚上，绕不开。就准备跟她好好谈谈卖假烟的重要，必要和技巧，务必说服她，拉她下水。哪知我还没吭声，她就发作起来。 

“七墩，卡脑壳，你又想卖假烟嗦！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你就是不听。我们要摆长摊，做长久生意，你把我们烟摊的名声搞坏了，生意搞垮了，叫我们俩娘母喝西北去？” 

说罢，放下盆子，一把夺过红梅，在灯下左看右看，“一看就是假烟！好啊，七墩，你真要卖假烟！我叫你卖！我叫你卖！”建妹一下把假红梅扔进洗衣盆的赃水里，还狠狠地揣了两脚。 

我心头火起，猛地一巴掌掴过去，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在夜深人静的屋里回荡。建妹应声倒在洗衣盆旁，左手捂着脸，右手指着我，惊恐地大哭起来，“你打我！你敢打我？” 

这一巴掌和哭声虽然没把娃儿吵醒，但却惊醒了妈，老汉(父亲)和哥嫂，老汉的咳嗽声不断响起，哥嫂也在昨昨呼呼地叫唤，“七墩，建妹他们咋啦？” 

我顿时怂了，我这个丑八怪没钱没工作，一直找不到对象，如果建妹不是农村人，也不会嫁给我，我就铁定打一辈子光棍了。结婚前，我发过誓，要好好待她，糟糠之妻不可欺啊！

可今天咋啦？竟然出手打她？我赶忙跪下去，说自己错了，求她看在娃儿，妈，老汉和兄弟姊妹已经熟睡多时的份上，别哭了，“我认错还不行吗？不卖假烟还不行吗？”建妹这才压抑着，但还是抽抽泣泣地哭了半夜。 

第二天，建妹一早起来做好早饭，送娃儿上学后，就去守摊了。我八九点钟起床收拾被子时，发现建妹的枕套还是湿的。我摸摸我的枕套，居然也是湿的，难道夜里我也哭了不成？

8

我在家里排行老七，大哥，二姐，三哥，四哥，六哥都下过乡，五哥“三抽一”留城。我也属于下乡的范围，老汉不想让我下乡，就托关糸，好歹替我办了个病残证。啥病症致残我记不得了，反正不是侏儒症，因为我比侏儒还高两公分。 

后来，大哥顶替老汉，二姐顶替妈，再后来，三哥，四哥，五哥，六哥都有了正式工作。再后来，三哥，四哥，五哥，六哥也先后下岗，只剩下大哥和二姐在岗。这是后话。 

我又矮又黑又丑，国营单位招工指标紧张，区属企业嫌弃没人要。我就只好去街道企业比如捻线厂，钢球厂打零工。这些小企业经不住风浪，我去一家干个一年半年，就垮一家，总是干不长。 

我就干脆去卖蔬菜，卖凉菜，又挑起担子卖凉粉，东一榔头西一棒，鼓捣这鼓捣那，但总是生意不好，干不长。我冥思苦想，天天琢磨，一直不晓得自己该干啥行当。 

1990年，我和建妹合计了很久，才硬着头皮试着摆地摊卖烟，一年下来，生意还勉强，看来行业选对了，可以做长久买卖了。 

摆地摊叫自谋出路，自己给自己打工，但不算正式工作。没有正式工作，就没有医保，社保，要想日后老来有退休费，生疮患病啥的有个保障，就得自己买医保，社保。范妹还要多买一样一一农转非！ 

当年摆地摊成本很高，我每月要交150元摊位费(1个柜子50元)，100元税款，48元工商管理费，还有库房费50元，每月的钢性支出就近400元，比一个熟练工人的月工资还高。 

所以，我压力很大，钱对我们非常重要！这个小烟摊就是唯一的摇钱树啊！咋子才能让这颗树多掉些钱下来呢？ 

不卖假烟，要想生意好，多赚钱，那就只有增加营业时间，卖通宵。卖老实屁股，虽然是笨办法，但也没办法。 

薛三告诉我，“光大街辕门口摆烟摊那个何跛子已经卖了3个多月通宵了，生意很好，吃夜宵的，上夜班的，开出租的都要来买。当然，买假烟就生意就更好，夜里路灯昏暗，又抽了一天的烟，嘴巴早就麻了，谁看得出来？抽得出来？人家何跛子卖得上好！” 

薛三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，但卖假烟绝对不行，建妹知道了肯定要闹离婚，干通宵倒是可以考虑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题图：源于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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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修林 ——

子承父业当过铁匠，大学毕业后曾任《点子报》、《周末汇报》主编，盐都播报记者。一生一事无成，却无半分憾事。努力过，自助过，天助过，一切足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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